“我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是从2002年开始的。当时，中山大学基于传统戏曲和民间文学、民俗领域的研究成立研究所。那年是昆曲入选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第二年，所以研究所叫‘古代戏曲与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研究所’。这个名字随着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而更新为‘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中国非遗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谈到这些年单位名称的变化，感到学界对非遗的研究一直在与时代同行。

　　我国非遗保护工作一直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众多专家学者从事非遗研究的过程也是观察和推动非遗保护传承的过程。

　　在20多年的工作中，宋俊华经历了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各个阶段，并在参与编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蓝皮书》的过程中不断深入思考。在他看来，中国非遗保护走过了从珍贵、濒危项目保护优先，到注重保护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再到强调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历程，提出了“见人见物见生活”“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等重要保护理念，树立了“做好非遗系统性保护”的重要目标，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以及代表性传承人名录体系，并创新建立了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通过积极主动作为，探索出了非遗保护的中国方案。

　　“20年来，从政府动员申报项目，到项目所在地自发开展非遗保护，再到越来越多人积极传播非遗、体验非遗，非遗保护意识得到全面提升。”宋俊华认为，在全社会形成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最显著的成果。

张士闪在山东潍坊访谈手工艺人。 受访者供图

　　作为我国非遗的一大门类，民俗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厘清民俗发展历程是非遗研究的重要课题。

　　“我们这个团队每年不少于3个月在做田野调查。这么多年来，我们深切感受到大家对非遗传承的使命感增强了，保护动力更足了。”山东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张士闪观察到，许多民俗被列入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后，其整体保护生态发生了变化。“比如，山东的小章竹马这项民俗，曾经是与祭祖有关的乡村年俗，是潍水流域的一项‘耍景’社火活动。在列入山东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后，它获得了新的保护动力，慢慢地向国家公共文化资源转化。同时，作为非遗保护主体之一的当地百姓，他们在参与保护的过程中显示出不一样的精气神。”张士闪说。

　　基于田野调查和对非遗保护相关政策的研究，张士闪逐步完善理论框架，于2016年提出“礼俗互动”的概念。他分析，民间之俗与国家之礼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民俗的丰富内涵和生动实践是中华文明的内容构成。民俗学研究与非遗保护工作能够互为补充和互相促进。“扎根于人民日常生活，是非遗获得持久活力的重要来源。”张士闪认为，深刻认识和保护民俗，将其与传承人、文化生态保护区等保护对象和实践主体有机结合，是中国非遗保护的重要经验。

　　非遗保护成果如何为当代人所共享，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杨利慧一直关注的重点。在她看来，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是非遗绽放时代光彩的一种重要方式。“要坚守保护这条底线，这是非遗与旅游融合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杨利慧认为，在保护非遗的基础上，可将非遗相关知识融入旅游场景，并开发以相关非遗为主题的演艺产品。“我们应该用好资源禀赋，讲好非遗故事，让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内涵丰厚起来。”杨利慧说，要考虑如何将非遗相关要素融入旅游产品中。

　　谈及非遗传播，杨利慧也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非遗传播领域新的表达方式，如同大江大河中不断激起的一朵朵浪花，不应该被忽略，“如今，非遗不仅深藏于广袤大地，还出现在许多新媒介之中，且对年轻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大。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引导其良性发展，是学界应该研究的重要课题。”

　　“很多民间文学世世代代被讲述着。现在，我们不光能在乡村田野和祖辈炕头听到这些，还能通过网络小说、电子游戏等各种途径看到，还能在非遗主题旅游中领略到它们的魅力。”杨利慧指出，观察非遗如何被当代人运用和传播，对非遗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很重要。（本报记者 王 彬）